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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研討】商事分期付款合同的解除權是否受到限制?——以67號指導案例為視角

作者:王子豪 時間:2020/5/7 16:32:45 瀏覽:389次

 

本文就指導案例裁判理由中的部分不妥之處展開討論,嘗試新的解釋路徑來解決問題。筆者認為《合同法》167條是一種供當事人自由選擇的賦權條款,并且應當符合法條規范中“先行交付標的物”和“三次”以上的付款次數的規定,指導案例中的解釋似乎有一些不合理之處。筆者希望能通過對此案例不同視角的分析和不同解釋路徑的選擇來說明商事合同和普通合同在合同解除權限制程度的不同?!逗贤ā?67條的任意解除權的規定不應完全照搬至商事合同當中,商事合同不同于普通合同,其具有明顯的效益導向價值,更強調合同履行過程中的時效性,在商事合同中適當考慮限制解除權利條款,這樣既能保護非商事主體的合法權益,也能更好的維護市場秩序。

一、引言

最高法在2016年發布了第67號指導案例“湯長龍訴周士海股權轉讓糾紛案”,最高法意圖通過此案例的發布來解釋《合同法》167條在股權轉讓合同上的適用,裁判要旨主要有幾點:第一是多發、常見在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一般是買受人作為消費者為滿足生活消費而發生的交易;二是出賣人向買受人授予了一定信用,而作為授信人的出賣人在價款回收上存在一定風險,為保障出賣人剩余價款的回收,出賣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行使解除合同的權利;三是從誠實信用角度應當先行請求湯長龍支付全部價款;四是從維護交易安全角度認為股權糾紛不宜動輒解除合同。判決確認周士海的解除行為無效,湯長龍應向周士海支付股權轉讓款710萬元。

但是對于上述判決理由中的要點而言,這一結論是否可以擴大適用至所有的商事合同?這一判決是否具有正當性?判決又是否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和經濟秩序?上述幾個問題是筆者在看到這則案例裁判要點之后腦海中浮現出的幾個問題,那么筆者將在下文中結合《合同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來探討這一裁判的合理性,嘗試探討商事合同解除權的不同與限制。

二、《合同法》第167條的應然規范意義

《合同法》167條第1款明文規定:“分期付款的買受人未支付到期價款的金額達到全部價款的五分之一的,出賣人可以要求買受人支付全部價款或者解除合同?!卑凑諏τ诜l的評注方式來看,這則條文中涵蓋了構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兩方面要素,可以作為直接向合同相對人請求權利的獨立條款。接著分析條文內容,《合同法》167條第1款對應要解決的合同糾紛是分期付款合同下遲延履行的情況,具體遲延履行的數額大小必須要大于五分之一,并且相對人可以請求支付全部價款或者解除合同,“或者”一詞意味著實際上這是賦予了出賣人的一種選擇性權利,是一種賦權條款,這種權利是自由選擇的。與之對應的,在《合同法》總則中即《合同法》94條第3項和第4項針對的情形與此類似,第3項規定的是一方當事人遲延履行,合同相對人經催告仍不履行享有的法定解除權;第4項規定的是一方當事人因為遲延履行而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相對人無需催告即可享有的法定解除權。三者的構成要件經過對比后很容易可以得出:從構成要件實現的難易程度上來說,《合同法》167條第1款最容易實現,《合同法》94條第3項最難實現,因為對于167條而言遲延履行達到五分之一的程度后不需要出賣人催告,可以直接行使解除權,所以167條也就給了出賣人更寬泛的空間去行使解除權,對買受人的保護程度相對較弱。從構成要件的證明責任大小來說,《合同法》167條第1款證明責任對于出賣人而言明顯最低,《合同法》94條第4項明顯最高,因為遲延履行通常情況下不會直接致使合同目的無法實現,而需要出賣人去證明其遲延履行的內容和程度已經達到合同無法繼續履行,合同目的無法實現。也有學者認為167條的規定已經違背了立法初衷,利益的天平向出賣人傾斜,應該及時糾正,比如姚歡慶教授認為167條中欠缺了“當事人事先約定”這個條件已經從保護買受人偏向了出賣人,出賣人根本就不需要履行催告或者證明合同目的無法實現就可以直接履行合同解除權,這是不公平的。但是王利明教授認為167條是為了保護買受人利益的,在沒有事先約定的情況下,出賣人不可以直接援引167條第1款進行解除合同或者請求付全款。而之后出臺的《買賣合同解釋》第38條規定:“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的約定違反《合同法》第167條第1款的規定,損害買受人利益,買受人主張該約定無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彼痉ń忉尩倪@一規定使得買受人的利益保護上得到重要糾正,但是對于當事人未事先約定的情形,出賣人能否直接援引167條的第1款并未作出明確規定,某種程度上來說司法解釋仍然是對于前述賦權條款進行部分修正,總體而言還是賦予出賣人解除權,只不過相對平衡了買受人的利益保護。

三、指導案例裁判理由評析

1、指導案例裁判理由的質疑

裁判理由中指出,“出賣人向買受人授予了一定信用,而作為授信人的出賣人在價款回收上存在一定風險,為保障出賣人剩余價款的回收,出賣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行使解除合同的權利”,指導案例的理由承認167條為賦權條款毋庸置疑,但同時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首先,該指導案例認為167條的分期付款合同僅限于消費者領域,裁判邏輯是:“167條字面含義是賦予出賣人解除權,但是解除權適用于消費者領域,本案中買受人并非消費者,不可以適用?!边@種邏輯不敢說是自洽的,因為對于一方買受人是消費者而言,那么出賣人可以通過167條行使約定解除權,按照前述王利明教授的觀點,應該限縮出賣人的解除權,可以將167條理解成作為約定解除權的限制或者是沒達到五分之一情況下的排除解除權情形。但是對于非消費者的其他買受人來說,根本就不用考慮限制或者排除出賣人的解除權,即使沒有達到五分之一的情形,符合一般條件或者約定條件仍然可以解除。所以這種一方面肯定出賣人的解除權,一方面又通過非消費者進行限縮的方式顯得很混亂,并且通過前文對于《合同法》167條和94條的比較可以證實,167條更偏向于保護出賣人的利益,那么裁判理由說的僅適用于生活消費目的合同未免顯得有些沖突。其次,裁判理由中“從誠實信用角度應當先行請求湯長龍支付全部價款”顯得不合理,因為根據裁判理由而言言外之意是“分期付款股權轉讓合同的解除方式只能通過《合同法》總則的規定,想通過救濟167條只能請求支付全部價款。根據前文所述,167條的法律效果是一種選擇性權利,請求支付全部價款和解除合同完全是選擇關系和對立關系,但是指導案例限制了出賣人的選擇權,損害了167條的法律效果,并且在有167條的前提下優先因為誠實信用原則而不選擇適用法律法規顯得更加不合理。再者,《合同法》174條規定了“其他有償合同”應當“參照”買賣合同,即《合同法》第167條的規定;《買賣合同解釋》第45條規定了“法律或行政法規對股權轉讓等權利轉讓合同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沒有規定的,可以”參照適用”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指導案例的裁判理由中直接使用“不適用”一詞是不妥當的,因為在法律用語中“適用”一定是案件事實和構成要件完全相同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的,而股權除了標的物不一致外,其他方面很類似,完全可以參照適用167條,表述過于絕對化。

2、指導案例67號裁判理由的研討

首先分期付款買賣本質上是一種信用交換,主要體現為出賣人將標的物交給買受人之后一段時間內,買受人分多次支付價款直到付完全部價款?!顿I賣合同解釋》規定在一定期間內至少分三次支付,但是并未明確是從何時起算,但是結合《合同法》167條中的規定來看,分期付款是一種信用交付,即買受人用自己的信用擔保先行獲得理應支付全部價款之后才能獲得的標的物,所以對于分期付款合同而言,與普通合同之間最大的不同就是先行交付標的物之后分期付款。本案中實際上是從11月7日起交付標的物,應當從這里開始起算分期付款的次數和期限,但是之后只有兩次付款,所以并沒有達到三次及以上的次數,不能適用167條。但是從指導案例67號的裁判理由來看,似乎裁判者并未強調因為沒有先行交付標的物導致不能適用167條,而是通過167條適用于普通消費為目的的合同來說理,其他三點裁判理由在說明本案為何不能適用《合同法》94條的一般解除權,似乎不符合合議庭對本案焦點的認定,即“是否享有《合同法》167條的合同解除權”。 指導案例中以“為維護交易安全”為由,限制出賣人合同解除權的行使,需要進行考量其合理性。因為這也是一種合同設立的方式,只不過加入了“商事因素”,那么是否可以因為處理商事股份交易之間的程序比一般合同履行繁瑣就直接限制出賣人的解除權?筆者認為應當理性看待,不能一概而論。因為股權合同解除后帶來的返還關系和恢復原狀甚至是否可以因為股權轉讓期間獲得經濟利益而依據167條第2款請求返還這些潛在問題確實會很復雜,但是這些問題應當由專門的股權交易安全的相關制度進行調整,而不能直接以此為由限制出賣人的解除權,那這樣一來,出賣人的權益會受到極大不公的待遇。還有指導案例中第二點理由,因為誠信原則而有限適用要求支付全部價款的規則,筆者認為很不合理。因為眾所周知,上位法優于下位法,法律法規肯定是優于法律原則,那么指導案例中因為存在法律原則而忽視了《合同法》167條中的“或者”條款賦予出賣人的選擇權,是很不合邏輯的,論證是不充分的。其問題的本質可以比照《合同法》108條和《合同法》97條,若選擇相對人承擔預期違約責任,那么就可以要求繼續履行;如果請求解除合同,那么就不得要求繼續履行,并不能要求支付全部價款。對于“支付全部價款”和“解除合同”的適用順序而言沒有孰先孰后,而是可以兩者并行的選擇。

四、淺析商事合同解除權的限制

與民事合同追求公平的價值取向不同,商事合同更加注重效率和效益,所以一般商主體簽訂合同都是為了盈利,而普通的民事合同往往是在誠實信用等原則的框架下進行的民事活動。所以兩者在合同解除權的設定規則上必定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普通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中的合同設立幾處不同,《合同法》410條規定了委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權,但是在商事委托中,如果也賦予商事主體任意解除權,那么就很可能失去公平效益;比如《合同法》232條規定的不定期租賃合同中,出租人享有任意解除權,但是對于商事租賃合同而言,如果出租人也享有任意解除權,那么對于商事主體承租期間付出的大量投入而言顯得極不公平。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民商合一的法律體系使得沒法全面區分商事合同和普通民事合同,兩者無法做到很好兼顧,正如前言中所述,商事合同更強調效率和價值,在不同的行業中是有不同的規律的,所以商事合同解除的權利也應當有屬于其本身的行使規則,第67號指導案例的裁判理由中“維護交易安全”是一項很值得研究的命題,商事合同和普通合同之間的交易安全有無不同如何去判定是需要去研究的,指導案例中認為股權轉讓結束,已經在社會上造成很大影響,直接否定了出賣人的合同解除權。筆者對此持懷疑態度,司法實踐不應當拘泥于案件本身,而是置于商事主體之中去裁判,現代公司法雖然更加倡導管理和經營分開,但是不能不說類似股權轉讓這種商事合同會對公司主體之間產生很大影響,這就需要司法裁判者結合每個個案作出“個案特色”的裁判,要在當事人解除權和商事利益的穩定之間尋找平衡點,不能一概而論。筆者想起在求學課堂上,人大法學院王軼老師說過的很經典的一句話:“這是一個解釋選擇的問題,不是價值判斷的問題?!?,實際上商事合同和普通合同之間的不同也可以通過不同的解釋方法來呈現其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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